当下生育困境引发热议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滑、人口负增长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出生人口 ⁤956 万人，相较于上一年减少 106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 0.60‰，这是自 1960 年之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呈现负数，正式开启人口负增长进程。到了 2023 年，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至 902 万人，形势愈发严峻。

生育率走低背后，是诸多现实因素交织。一方面，经济压力让许多家庭对生育望而却步。从孩子呱呱坠地起，奶粉、尿布、早教等各项开支便接踵而至，随着孩子成长，教育费用更是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各种兴趣班、辅导班、择校费令人咋舌。以一线城市为例，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保守估计花费需上百万。同时，高房价使得年轻夫妻购房困难，居无定所何谈育儿？为了攒钱买房、供房，他们只能搁置生育计划。

另一方面，职场竞争的内卷也极大压缩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为了在职场站稳脚跟、谋求晋升，年轻人不得不加班加点、拼命工作，“996”“007” 成为常态，闲暇时间被极度压缩，身心俱疲之下，根本无力兼顾育儿重任。而且女性在职场面临的生育歧视依然存在，一旦生育，职业发展很可能受阻，这也使得不少职场女性不敢轻易生育。

一、有钱真的能 “催生” 吗？

（一）经济基础提供物质保障

在探讨生育率这一复杂议题时，经济因素无疑占据着关键地位。当财富达到一定水平，许多因经济压力而抑制生育意愿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养育一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其间的花费堪称一笔巨额投资。在孩子成长初期，奶粉、尿不湿、婴儿车等母婴用品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且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教育费用逐渐成为家庭支出的大头。以教育为例，从幼儿园开始，各类兴趣班、辅导班的学费便接踵而至，到了中小学阶段，择校费、课外辅导费更是让不少家庭倍感压力，若孩子一路升学至大学乃至更高学历，学费、生活费以及可能涉及的留学费用等，累计起来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对于经济富足的群体而言，这些成本压力便会大大减轻。他们能够轻松负担起高品质的母婴用品，为孩子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在教育资源的选择上，无论是国际学校还是各类高端培训课程，都能毫不犹豫地为孩子安排，让孩子从小接受精英教育，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如国内一些知名的私立国际学校，一年学费高达数十万元，还不包括课外活动、游学等费用，但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这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在住房方面，他们可以为孩子提供宽敞的居住空间，甚至购置多套房产，免去孩子未来的住房之忧。这种物质上的充裕使得他们在生育决策时，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生育意愿自然也不会因经济因素而被过度压制。

放眼全球，发达国家中的高收入阶层生育率相对稳定，甚至在一些福利优厚的国家，高收入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现象颇为常见。像北欧的挪威、瑞典等国，社会福利体系完善，高收入群体在生育后能享受高额的生育补贴、育儿津贴，以及优质且免费的教育、医疗资源。这使得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被社会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富裕家庭更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福利，为孩子创造良好条件，所以生育意愿并未随着社会发展而大幅下滑。

（二）高收入家庭的生育 “底气”

经济富足不仅给予了物质保障，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育观念。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生育不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需求，更成为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家族延续的期望。

从一些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端倪，在我国，高收入群体在生育选择上逐渐呈现出与其他群体不同的趋势。根据相关调查，高收入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虽然并非呈现直线上升，但在孩子的养育质量上投入的关注度远超其他群体。他们不再满足于孩子的基本温饱与常规教育，而是追求全方位的精英培养模式。如前文提及的国际学校就读趋势，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将孩子送进国际化教育环境，培养孩子的全球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

中信保诚人寿发布的《中信保诚人寿「传家」∙ 胡润百富 2024 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教育报告》显示，高净值人群估算的子女教育总投入约 460 万元。高等教育阶段，平均每年学费支出超过 20 万元，教育资金规划的 “前置化” 已经成为趋势。对于子女的整体教育投入估算（从幼儿园至最高教育阶段，包含校内和校外），最多集中在 301 万 - 500 万元人民币（34%），平均约 460 万元。这充分体现出高收入家庭对孩子教育质量的极致追求，他们愿意花费重金为孩子聘请私人教师、提供丰富的课外活动资源，从艺术素养到体育特长，从科技创新到领导力培养，力求让孩子在各个领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而且，高收入家庭往往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人脉网络，这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孩子从小便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参与高端社交活动，积累人脉资源，为未来进入社会、开拓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例如，一些富商会带着孩子参加商业论坛、慈善晚宴等活动，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学习社交技巧、了解商业运作模式。这种成长环境下的孩子，未来无论是继承家族事业，还是自主创业、从事专业领域工作，都有着更高的起点和更多的机会。所以，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生育孩子更多意味着家族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也使得他们在面对生育决策时，有着更强的 “底气”。

二、告别内卷，生育意愿会 “解冻” 吗？

（一）内卷对生育意愿的 “压迫”

在探讨生育率问题时，内卷堪称一大 “元凶”，它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年轻人紧紧束缚，对生育意愿产生着强烈的 “压迫”。

教育内卷首当其冲，“鸡娃” 现象愈演愈烈。为了让孩子能在未来升学竞争中抢占先机，家长们纷纷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辅导班、兴趣班，孩子的课余时间被填得满满当当。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有孩子奔波于英语启蒙、乐高积木、舞蹈绘画等课程之间，到了中小学，学业负担更是沉重，奥数、作文、物理化学培优等课程成为常态。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平均高达 10 小时以上，这还不包括日常作业时间。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孩子苦不堪言，家长也疲惫不堪，不仅要承担高额的培训费用，还要花费大量精力接送陪伴。许多家长表示，每天下班后不是在辅导孩子作业，就是在送孩子去辅导班的路上，长此以往，生育二胎、三胎的勇气和精力被消磨殆尽，毕竟，谁愿意让更多孩子陷入这 “内卷” 的漩涡呢？

职场内卷同样严重阻碍生育意愿。“996”“007” 工作模式盛行，年轻人为了保住工作、争取晋升机会，不得不拼命加班。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他们身心俱疲，闲暇时间所剩无几，连基本的休息、社交都难以保障，更无暇顾及恋爱、结婚生子。以互联网行业为例，许多程序员经常加班到深夜，周末也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填满，根本没有精力去经营感情，即便结婚，也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照顾孩子。而且，职场对育龄女性的歧视依然存在，女性一旦生育，可能面临职业发展受阻、降薪甚至失业风险，这使得不少职场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为了职业前途，被迫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生育。

（二）无内卷环境下的生育憧憬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内卷程度较低的地区，便能看到截然不同的生育景象，也让人们对无内卷生活下的生育充满憧憬。

北欧国家堪称典范，这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模式为高生育意愿提供了沃土。以瑞典为例，其拥有完善且优厚的福利体系，育儿假制度更是灵活且人性化。父母双方一共可享受 480 天带薪育儿假，期间薪资补贴丰厚，让家长们无需担忧经济压力，能安心陪伴孩子成长。而且，职场环境相对宽松，加班文化并不盛行，人们每天工作时长较为合理，下班后有充足时间回归家庭，享受亲子时光，或是参与各种休闲活动放松身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不会被繁重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教育注重综合素质与兴趣培养，而非一味追求高分与名校。在这样的环境下，生育孩子不再是沉重负担，反而成为给家庭带来欢乐、让生活更加充实的美好选择，所以北欧国家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且较高的水平。

再看国内一些新兴的 “慢生活” 城市，如成都、大理等，随着城市发展理念转变，生活节奏逐渐放缓。在成都，街头巷尾遍布茶馆、火锅店，人们下班后相约喝茶、聚餐，享受惬意生活。工作压力减小，人们有更多精力关注家庭，年轻人恋爱结婚的氛围浓厚，生育意愿也随之提升。大理吸引着大量 “数字游民”，他们摆脱传统职场束缚，远程办公，在苍山洱海间开启诗意生活，这里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环境，为育儿提供了绝佳场所，不少人来到大理后，心态更加平和，对生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也多了一份向往。这些实例都表明，当内卷褪去，生活回归本真，生育意愿便有了 “解冻” 的可能。

三、闲暇时光，能否成为生育 “催化剂”？

（一）忙碌生活对生育的 “排挤”

在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之下，忙碌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而这种忙碌正不断 “排挤” 着生育空间。年轻一代，尤其是处于职场上升期的人群，每日被繁忙的工作任务充斥。以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企业为例，“996” 甚至 “007” 的工作模式屡见不鲜，员工们清晨便匆忙奔赴公司，开启一天紧张且高强度的工作，深夜才能拖着疲‏惫身躯回家。长时间的通勤更是雪上加霜，北京、上海等地的平均通勤时间接近一小时，这意味着员工每天在路途上就要耗费大量精力。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恋爱、结婚，更遑论生育孩子。即便有了伴侣，两人相处时间也被极度压缩，感情交流浮于表面，难以营造稳定且温馨的家庭孕育氛围。

职场竞争的激烈使得人们不敢轻易停下脚步。为了争夺有限的晋升机会，年轻人不断给自己施压，主动加班加点提升业绩，业余时间被各种培训课程、考证学习填满。对于女性而言，情况更为艰难，一方面要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拼尽全力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生育带来的职业发展瓶颈。一旦怀孕生子，回归职场时往往发现岗位已被他人替代，晋升之路愈发坎坷，这使得许多职场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生育意愿在忙碌与焦虑中被不断消磨。

（二）闲暇赋能生育意愿

当人们拥有充裕的闲暇时光，生育意愿便有可能得到滋养。闲暇时，夫妻双方能够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彼此的情感交流之中，一起散步、观影、旅行，在温馨的互动中增进感情，为新生命的到来筑牢情感根基。在北欧一些国家，人们每日工作时长较短，下班后有大量时间回归家庭，夫妻共同烹饪美食、打理花园，享受惬意生活，家庭氛围其乐融融，生育率也相对稳定。

闲暇还给予人们深入体验育儿美好的机会。疫情期间，不少地区实施居家隔离政策，人们被迫放慢脚步。许多夫妻居家期间，陪伴孩子上网课、做游戏、做手工，在朝夕相处中感受到孩子成长带来的喜悦与温暖，对生育二胎、三胎的意愿也有所提升。有调查显示，疫情居家期间，部分地区的生育咨询热线接到的咨询量明显增加，不少夫妻开始认真探讨生育计划，这正是闲暇时光催化生育意愿的有力例证。当生活节奏舒缓，人们不再被忙碌裹挟，生育便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四、多因素交织的生育 “谜题”

然而，现实中的生育决策绝非仅由经济、内卷程度和闲暇时间这几个因素决定，文化观念、社会福利体系、养老模式等诸多因素同样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复杂的生育图景。

在文化观念层面，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东亚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传统观念中家族传承、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生育曾被视为家庭的核心使命。但随着时代变迁，现代生活方式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年轻人的观念逐渐转变，自我实现、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愈发凸显，生育不再是必然选择。以日本为例，尽管社会经济发达，但年轻人对婚姻和生育愈发谨慎，单身文化盛行，许多人宁愿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个人兴趣、事业发展之中，即便面对长辈的传统观念压力，也不为所动，致使生育率持续低迷。

反观欧美一些国家，个人主义文化下生育更多基于个人情感需求与对家庭多元化的追求。在法国，人们崇尚浪漫自由的生活，生育被视为爱情的延续与家庭幸福的‪增添，政府通过文化宣传、教育引导等方式，让民众在享受生活与养育子女之间找到平衡，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生育率。

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程度对生育意愿影响深远。高福利国家如瑞典、挪威等，政府从生育补贴、育儿津贴到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等全方位为家庭减负。在瑞典，生育孩子后父母双方可共享长达 480 天的带薪育儿假，期间薪资补贴高达八成左右，家庭无需担忧育儿期间的经济收入骤减；孩子成长过程中，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用大多由政府承担，医疗保健更是全民免费覆盖。如此优厚福利之下，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被极大缓解，生育意愿自然不会因经济考量而被过度抑制。与之对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福利保障不足，生育成本几乎全部压在家庭肩上，面对沉重负担，许多家庭只能无奈减少生育数量。

养老模式同样与生育决策紧密相连。过去，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盛行，子女是父母老年生活的主要依靠，“多子多福” 观念有其现实根基。但如今，随着社会养老体系逐步完善，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等多样化养老途径兴起，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弱。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住进设施齐全、服务专业的养老院安享晚年，或是依托社区提供的医疗、照料、娱乐等一站式养老服务，实现居家养老。这种转变使得生育的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年轻人在生育决策时，少了一层因养老压力催生的生育动力。

五、求解生育 “新方程”⁧

面对这一复杂的生育 “谜题”，要想提升生育率，显然需要多管齐下，构建一个全面且细致的生育支持体系。

政策引导至关重要。政府需持续优化生育政策，出台更多配套措施，如延长带薪育儿假，让父母有更充裕时间陪伴孩子成长；给予生育家庭高额补贴，涵盖生育、养育、教育等各环节，切实减轻经济负担；在住房方面，为多孩家庭提供购房优惠、租房补贴，保障居住空间。像俄罗斯，为鼓励生育，设立 “母亲基金”，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可获得高额资金补助，用于孩子教育、改善居住条件等，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育意愿。

文化观念革新不可或缺。一方面，要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中重视家庭、关爱子女的精华部分，强化家庭责任感与亲情纽带；另一方面，摒弃陈旧迂腐观念，倡导性别平等，消除职场生育歧视，让女性生育不再有后顾之忧。在西班牙，通过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制定职场反歧视法规，女性生育意愿有所回升，职场生育环境逐步改善。

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应持续推进。加大对教育、医疗的投入，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免费，为孩子成长筑牢根基；医疗保障全覆盖，降低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健康风险。德国以完善的教育福利吸引家庭生育，孩子不仅能享受免费优质教育，还可领取教育津贴，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参加课外活动等，家庭养育成本大幅降低。

养老模式多元化发展同样关键。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拓展社区养老服务功能，让老年人安享晚年，使生育不再背负过重养老压力，让年轻人基于爱与期待自由选择生育，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开启人口发展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