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子因旧手术遗留针惊险病重，寻找真相与公道

【引言】

在一个平凡的手术室里，医生的一声惊呼打破了寂静。2016年，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一位年过半百的女性正在接受一场常规手术。然而，当医生小心翼翼地从患者体内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异物时，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根长达三厘米的手术针，已在患者体内滞留了整整32年。这根针的出现，揭开了一段尘封30余年的医疗事故真相，也掀开了一位母亲32年来难以启齿的痛苦经历。从1984年的那场分娩手术，到2016年的意外发现，这根手术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它又如何影响了一个完整家庭的命运？而在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这位饱受折磨的女性又将面临怎样的艰难抉择？

一、意外发现（2016年）

2016年4月15日，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妇科手术室内，一场原本平常的手术正在进行。患者赵女士因为反复下体疼痛和出血被收治入院，主治医生张明决定为其进行一次详细检查和手术治疗。

当天上午九点，手术准时开始。张医生和两名护士按照常规流程为赵女士进行术前消毒准备。手术刚开始不到十分钟，张医生就在患者下体组织中触及到一个异常的硬物。起初，他以为这可能是某种钙化组织或纤维增生。

＂护士，把无影灯调低一点，＂张医生一边小心翼翼地分离组织，一边仔细观察。随着组织的逐层分离，一个金属物体的轮廓逐渐显现。在场的护士立即递上手术钳，协助张医生进行异物取出。

＂天哪，这是什么？＂张医生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只见一根已经锈迹斑斑的缝合针躺在手术盘中。这根针约有三厘米长，表面已经被人体组织液腐蚀得坑坑洼洼，但仍能清晰辨认出这是一枚典型的外科手术缝合针。

手术室内顿时陷入一片寂静。资深护士王芳第一个反应过来，立即拿起相机拍照存档，并按照医院规定开始填写异物登记表。另一位年轻护士小李则开始清点手术用物，以确保当前手术中使用的器械完整无缺。

张医生在继续完成手术的同时，发现在缝合针周围的组织中存在明显的炎症和纤维化改变。这些组织变化表明，这枚针在患者体内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区域的血管和神经分布显示出长期受到异物刺激的特征。

手术结束后，张医生立即联系了医院质量控制部门。通过对赵女士的既往病史进行追溯，发现她曾在1984年在一家郊区卫生院进行过顺产手术。这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根缝合针极有可能就是在32年前的那次手术中被遗留在患者体内的。

随后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缝合针周围的组织中存在慢性炎症反应，这与赵女士长期以来反复出现的症状高度吻合。医院随即启动了医疗事故应急预案，并组织专家组对这一罕见案例进行讨论。

这场意料之外的发现，不仅揭示了赵女士多年来病痛的根源，也为一个尘封三十余年的医疗事故揭开了序幕。接下来的日子里，赵女士和医院之间将展开一场漫长的维权之路。

二、噩梦起源（1984年）

1984年4月3日，上海郊区某卫生院的产房内，23岁的赵女士正在经历她人生中第一次分娩。当天凌晨两点，她因为阵痛被家人送到卫生院。接诊的李医生在检查后发现，胎儿体重预估已超过4公斤，属于巨大儿范畴。

凌晨三点，赵女士的宫口开至七指。李医生召集了产科团队进行会诊，建议采用剖腹产方式分娩。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剖腹产手术存在较大风险，且术后恢复期长。由于赵女士的各项生命体征良好，胎心监护显示胎儿状态稳定，经过医患双方的沟通，最终决定继续采用顺产方式。

为预防会阴撕裂，李医生在赵女士宫口开全后，对其实施了会阴侧切手术。这是一项在当时十分普遍的产科手术操作。术中，李医生使用了4号手术刀片进行切口，切口长度约4厘米。但由于胎儿体型过大，在娩出过程中，侧切口仍出现了延伸性撕裂。

上午七点零五分，一个重达4.2公斤的男婴顺利降生。产后出血量达到600毫升，超出正常范围。李医生立即进行了止血处理，并开始缝合会阴侧切伤口。当时使用的是3-0号可吸收缝合线，配套的弧形缝合针长约3厘米。

缝合过程中，产房一度十分忙乱。同时段内又有两位产妇待产，其中一位出现了胎儿窘迫症状，需要紧急处理。李医生不得不多次中断缝合操作去处理急症。这种紧张的工作环境可能是导致手术器械管理疏忽的重要原因。

当天的手术记录显示，赵女士的缝合手术在上午八点完成。术后查房时，李医生记录了伤口对合良好，未见明显渗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手术记录中并未体现手术器械的清点程序。而根据1984年卫生部门的规定，每台手术都必须进行器械清点并做好记录。

术后第一天，赵女士出现了异常的疼痛反应。与同期的产妇相比，她的疼痛程度明显更重，且在咳嗽、翻身等动作时会出现剧烈的尖锐痛感。当时的值班医生认为这属于正常的术后反应，给予了常规止痛处理。

出院前的检查中，赵女士仍反映伤口疼痛剧烈。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写道：＂产后恢复正常，伤口愈合良好，建议继续口服消炎药物。＂这份出院记录成为了此后三十二年里，唯一能够证明这次手术的书面材料。

这场看似平常的分娩手术，实际上埋下了一个足以影响患者后半生的医疗隐患。而这根被遗落的手术针，也将在未来的三十多年里，成为一个家庭无法摆脱的梦魇。

三、三十二年磨难

从1984年的分娩手术后，赵女士的生活便在持续的病痛中艰难前行。术后一个月，她开始出现下体持续性刺痛，每当走路、坐下或进行剧烈运动时，疼痛感就会加剧。最初几年，她曾多次前往当地诊所就医，医生们普遍认为这是产后恢复期的正常现象，只开具些止痛药物。

1986年，赵女士的症状进一步恶化。除了持续性疼痛外，她开始出现反复发烧和局部感染的症状。当地医院的妇科检查显示有轻度炎症，医生建议服用抗生素治疗。这一年，她总共进行了12次门诊就医，却始终未能找到病因。

到了1990年代，赵女士的病情出现新的变化。每次月经期间，她都会出现剧烈的下腹痛，伴随着异常出血。1992年，她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次较为详细的检查，被诊断为慢性盆腔炎。当时的B超检查报告显示盆腔有异常回声，但由于设备精度限制，未能确定具体病因。

持续的病痛开始影响赵女士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原本在工厂做缝纫工的她，因为无法长时间保持坐姿，不得不在1995年申请调岗。家庭关系也随之出现裂痕，丈夫对她长期卧病在床产生不理解，婆婆则认为她＂矫情＂。1998年，她的婚姻走到尽头，结束了十四年的夫妻关系。

2000年至2010年间，赵女士的病情继续反复。她先后在上海多家医院就诊，累计花费医疗费用超过十万元。医生们给出过多种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慢性宫颈炎、盆腔粘连等，但治疗效果始终不理想。期间她还接受过两次小手术，但术后症状仍未得到明显改善。

伴随着年龄增长，并发症逐渐增多。2012年，赵女士被诊断出骨盆腔慢性纤维化，这可能与长期炎症刺激有关。2014年，她开始出现下肢静脉曲张，医生认为这与长期卧床休息有关。当年的体检还发现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2015年底，赵女士的病情急剧恶化。持续性出血导致重度贫血，血红蛋白降至65g/L。同时伴有剧烈疼痛，常规止痛药物已经难以缓解。这种情况迫使医生不得不考虑进行更深入的检查，最终导致了2016年那场关键性手术的实施。

三十二年间，赵女士前后更换了四份工作，平均每年要请病假两到三个月。她的个人积蓄几乎全部用于治疗，还欠下了近20万元债务。这期间，她总共就医达156次，辗转于8家医院，开具的病历档案累计达到12本之多。而这一切的源头，竟是一根被遗落的手术针，这个事实直到2016年才最终揭晓。

四、维权之路

2016年4月手术后的第三天，赵女士正式向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局提交了医疗事故调查申请。卫生局接到申请后，立即组织专家组对1984年的手术记录进行调取。然而，由于时间跨度过长，原郊区卫生院已于1998年撤并，大部分档案资料也在搬迁过程中遗失。

2016年5月，专家组完成了对手术针的物证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枚手术针的型号和材质与1980年代初期医疗系统采购的缝合针完全吻合。上海市医疗器械鉴定中心的报告指出，该手术针表面的腐蚀程度与在人体内滞留30余年的情况相符。

同年6月，赵女士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手术医院及相关责任人赔偿医疗费用、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80万元。然而，首次开庭时就遇到了重大障碍：原手术医院已经不复存在，主刀医生李某也已于2008年去世，剩余的医护人员也都已退休或离职。

为了寻找更多证据，赵女士的律师团队开始在档案部门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先后走访了上海市档案馆、卫生局档案室和多家医院的资料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市档案馆的一份1984年医疗事故统计报表中，发现了该卫生院当年的手术器械登记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记录。

2017年初，案件出现转机。一位当年在该卫生院实习的护士提供了证词，证实1984年该院确实存在手术器械管理混乱的情况。同时，上海市医学会的专家鉴定也得出结论：手术针遗留极大可能发生在1984年的分娩手术中，这与患者的病史发展完全吻合。

2017年5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虽然原手术医院已不存在，但作为其上级主管单位的区卫生局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责令区卫生局赔偿赵女士医疗费用42万元、误工费28万元、护理费15万元、交通费3万元、精神损失费20万元，共计108万元。

区卫生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他们认为，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无法确定手术针遗留与1984年手术的直接因果关系。2017年9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二审法院认为，虽然直接证据有限，但大量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手术针遗留与1984年手术的关联性。

2017年11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起跨越32年的医疗事故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区卫生局随后对辖区内各医疗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整顿手术器械管理制度。同时，这个案例也被收入上海市医疗事故警示教材，用于医护人员培训。

这起案件引发了医疗界对长期医疗隐患的深入讨论。上海市卫生局随后出台了《手术器械管理规范》等一系列新规定，将手术器械的清点程序进一步细化，并要求全程录像存档。这些措施为预防类似医疗事故的发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医改推进

赵女士案件的判决结果在2018年初引发了全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强烈反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医疗器械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各省市卫生主管部门陆续修订了相关管理制度，对手术器械的使用、登记、清点等环节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2018年3月，上海市率先推出＂智能化手术器械管理系统＂试点工作。该系统采用射频识别技术，对每件手术器械进行电子标记，实现全程追踪。试点医院的数据显示，系统启用后的半年内，手术器械遗留风险降低了97%。这一创新做法随后在北京、广州等地的三甲医院陆续推广。

同年6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手术安全核查制度实施办法》，将手术器械管理纳入医院等级评审的重要指标。该办法明确规定，手术器械必须进行三次清点：术前、术中和术后，每次清点都要有专人负责，并有详细的登记表格。清点结果必须由手术团队所有成员签字确认。

2019年初，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强医疗质量监管的议案。议案中特别提到赵女士案例，建议建立医疗事故预防和追溯机制。这一议案获得广泛响应，促使卫健委在当年8月启动了全国医疗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工程。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远程手术操作系统在全国多地投入使用。这些系统配备了智能器械识别模块，可以实时监测手术器械的使用状况。系统不仅能自动记录每件器械的使用时间和位置，还能在发现异常时即时报警。这项技术的应用，为手术安全提供了新的保障。

2021年，国家医保局将手术器械管理质量与医保支付挂钩。医院如果发生手术器械遗留事故，不仅要承担赔偿责任，还将面临医保资金结算限制。这一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医院对手术安全的重视程度。多家医院随即增加了手术室设备投入，配备了术中X光机等检查设备。

2022年上半年，全国医疗机构开始推行＂手术质量责任制＂。该制度要求每台手术都必须有专门的器械护士，负责器械的准备、使用和回收全过程。同时，手术视频必须保存至少十年，以备追溯查证。这一制度实施后，全国手术器械相关医疗事故发生率显著下降。

2023年，上海市率先推出＂智慧手术室2.0版本＂。新系统增加了人工智能辅助功能，可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实时监测手术区域，自动记录器械使用轨迹。系统还具备术中3D成像功能，能够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器械遗留。这一系统的研发团队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系统的预警准确率。

2024年初，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手术器械相关医疗事故较2017年下降了85%。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近年来医疗体系改革的持续推进。赵女士的案例，成为推动这场改革的重要催化剂。各项新制度的实施，让类似的医疗事故得到了有效预防。